往事並不如煙（1）—書摘

　
即使手邊買的是牛津版的最後的貴族，但看完後還是覺得真應該叫做往事並不如煙。（這書很重又厚，晚上睡覺翻的時候不好翻，每天出門其實都想丟在家裡，好處就是，很想趕快把想寫的該找的寫完找完）

在昨天終於整個的算是看完第一次後，今天稍微再重新翻看。第一次是看那些人，很多他們的主張宣言太長的就都跳過去，第二次看那個時代和幾個讓自己印象深刻的片斷。原本準備要花點時間抄書了（自序就是很笨的一個字一個字打的），但實在很多又散，只好請動google大師，鍵入文章名試試看。果然每篇網路上都找到了，連牛津版沒有的訪問稿。就一併整理了，讓有興趣的人可以直接看（雖然我這裡好像沒有太多人看），以後自己要找的時候也方便。

隨手把每篇裡幾段文字摘出來。有些是因為文，有些是因為人。

自序

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

母親和我走出大門，便聽見有人在喊母親的名字：「健生！」回頭一看，原來是上到二樓寢室的史良靠在臨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搖動著那條擦拭過淚痕的白手帕。我倆走一段路，就回頭望一眼，那白色始終在陽光下晃動，閃耀。我一向認為人老了，簡單的衣食住行，都是無比的沉重與艱難，他們的內心自不會再有熾熱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憂傷表達出的至愛，令我感動不已。當我跨入老齡，生活之侶也撒手人寰的時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便愈發地生動起來，也深刻起來。是的，脆弱的生命隨時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轉瞬即空，歸於破滅，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的存在。

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儲安平與父親的合影

自由——這個概念的內涵對知識分子來說，其中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寶貴的。它們幾乎與人身自由有著同等的分量，被一些人視之為生命。所以，當父親得知作為高級知識分子政治派別的民盟能擁有一份報紙，且又由自己負責籌建的時候，其心情活像一個男人在籌辦婚禮大典﹕激動、欣幸、亢奮，還有滿腦子的盤算和設想。

人的命運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於承認性格特徵內部含有動力因素，即內驅力。是它構成了人的行為基礎，並形成了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不知今天的學術界如何評價弗氏的動力性格概念，但用它來解釋儲安平不懼對個人幸福自由的威脅，而直達其特定目的的行為，卻有相符之處。儲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發的。因此，他根本沒有意識到一種巨大的危險正在等候著自己。況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職業生涯又使他具備了有效地表達自己的人格和在與他人競爭中肯定自己對生活的獨特態度。在一個自古以來就提倡依附權勢、講究人際關系的環境裡，儲安平完全是憑借他所精通的東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這裡。不可否認，儲安平也有進取之想，有時還很強烈。在封建制度下，進取的條件是依附權力，服從權力。然而，無論是在九三編社訊，還是在“光明”當總編，他是想靠競爭，靠人格來謀取成功。這，就注定他是個失敗者。

人與社會——是人類政治的絕對主題。而儲（安平）羅（隆基）二人的思想啟蒙和政治思維，都是在「人」的概念和「法」的理論指導下形成的。在他們看來，世界上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的政治體制，都不能擺脫人權的觀念和法律的形式。這也是任何一種性質的政府，賴以存在的唯一原則。現在的中國既為共和國政體，那麼政治上的改善，則必須摒棄傳統社會的控制手段，而強調這個「唯一原則」。可以說，儲安平的「黨天下」腹稿，正是在5‧19的羅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

「我問老儲現在過得怎麼樣？他說，還好。雖然工資降了很多，但現在的日子過得簡單，沒有太大的開銷，自己也節儉慣了。談起日常生活，老儲說﹕‘李大姐，我帶你看一樣東西。’說完領著我出了北屋，來到院子的東邊。原來這裡蓋了個小羊圈，養了些羊。有兩只是母的。」

說到這裡，父親聽不下去了。他起身，望著窗外，不禁嘆道﹕「共產黨不給他一點事情做！」

「共產黨給你事情做了嗎？」母親反問了一句，

父親的情緒猛地激烈起來。他用拳頭狠狠拍擊沙發的扶手，喊著﹕「我是老頭子了，可安平還不到50歲！」

客廳驀然無聲，誰也不說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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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告辭，母親把洗乾淨的飯盒遞到他的手裡。

他掂量了一下，說﹕“李大姐，你放進什麼了？”

「康有為的女兒前些天剛送來兩斤奶油小點心，是康家用僑匯票買的。我如果告訴她說，點心是和儲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該有多麼高興呢。」母親的臉上堆滿了笑容和誠意。

父親在旁邊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個女貴族。」

儲安平這才接過了飯盒，說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門。

父親兀自站在冷風裡，好像儲安平從他的心腸上，繫了一根繩索。走一步，牽一下，牽得他心痛。

晚上，父親對母親和我說：「我這輩子沒有像現在這樣無能，幫助儲安平只能是送他幾個奶油小點心！」

話剛落音，母親的眼圈便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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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條潔淨，為白色，有二指寬大小，是對折起來的。父親雙手打開字條，那上面寫的是﹕「如蒼兄，我走了。儲」用鋼筆寫的，未署日期，字不潦草。

李如蒼問﹕「伯老，你看他能走到哪里去呢？又有誰敢收留他呢？”

「你收好。」父親把字條還給李如蒼，痴立於窗口。

以巾拭淚的母親，哽咽道﹕「我們在這裡掛念，他卻不知飄零何所？聽說溥雪齋離家出走時，身上還帶了十斤糧票，七塊錢。他帶了什麼？」

屋外，一片淺粉紅色的馬櫻花，開始敗落。偶有小鳥飛來飛去。而屋裡的人，個個心如秋千，擺蕩不止。我想：以一個字條和朋友告別的儲安平，此時或許會在天邊詠唱他的《自語》詩。

說，這是自己的願，不是勉強，

幫她的忙，為她提只箱；

或者問一問天會不會下雨，

路上有沒有風浪。

但要是她真的說出了這話﹕

“謝謝你，用不著先生——

這樣關切，這樣忙，”

怕我又會像挨近了絕崖般，

一萬分的失神，一萬分的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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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譜裡有休止符，當演奏到休止符，音樂即停。人的一輩子，也有休止符。但別以為休止了，人生就到了盡頭。其實在休止之後，音樂會重新響起。

儲安平沒有安息，他正在復活。

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疊影

最後的貴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

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

一片青山了此身——羅隆基素描

人緣這東西，在中國厲害無比。羅隆基的批鬥會之所以開得最多、最長。態度惡劣、拒不認罪是一大原因，而脾氣壞、人緣差，則是讓他吃大虧的另一個原因。羅隆基雄才大略，卻又炫才揚己。憂國憂民，但也患得患失。他思維敏捷，縱橫捭闔，可性格外露，喜怒于形。他雄心勃勃有之，野心勃勃亦有之。他慷慨激昂，長文擅辯；也度量狹窄，錙銖必較。有大手筆，也耍小聰明。他是坦蕩蕩君子，也是常戚戚之小人。中國官場的秘訣是少說少錯，多說多錯，不說不錯。羅隆基終身從政，卻口無遮攔。

父親對羅隆基的性格是有認識的。他常說﹕「努生的脾氣在歐美無所謂，在中國就要得罪人。」

努生性格有可愛之處，有度量的領袖還可以容納他，但與中國的政治制度是不相容的。包括他的生活作風在內，恐怕只有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才有他的活動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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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隆基這個人的個性表現，就像一齣戲。好不好、精彩不精彩，全都演在你面前。他曾說﹕「小事一百條也不要緊。」像他這樣的政治家，沒有想到世界上另有一種政治鬥爭。古人講﹕「以一毫挫于人，若撻之于市朝。」千萬別低估這些小事、瑣事，它們或被放大、或被歪曲、或被捏造，若捆綁在一起，便有了很強的殺傷力，不僅讓愛面子的羅隆基丟盡了面子，而且還給他制造出一副形同惡棍的嘴臉。當一個人被推至險境，這種無可逃遁的告密、叛賣，也最為驚心動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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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於建國後在知識份子群體中搞的一系列政治思想運動，無一不是在反反復復、鋪天蓋地、無休無止的檢查、反省、交代、檢舉、揭發、批判、鬥爭中，控制環境，控制被批判者人身。利用人們的內疚和自慚，產生恐怖心理。而孤立的處境，緊張的情緒，加上持久的社會壓力和反復的思想灌輸，在摧毀一個人的內在個性的時候，被批判者只有屈服於權威，至少是暫時接受「新」的思想和觀念，此外別無出路。西方學者的分析很精闢，但父親和羅隆基的認罪服輸，又略有不同。

父親認罪在先，而且很快，對此，章乃器曾嘲笑他「沒有骨氣」。而父親是這樣對家人解釋的：「你不認錯，難道讓中共認錯？老毛什麼時候承認自己錯了？再說，我不低頭，繼續頂下去，這個運動怎麼收場？那些受我牽連的民盟、農工（指農工民主黨）的成員，又該怎麼弄？我不曉得自己現在是政治家，還是別人說的政客，但我知道既然搞了政治，就要有接受失敗的能力，盡量做好可能挽回的事情。」

羅隆基投降在後，且遲疑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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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思想改造，記得他還曾半開玩笑地對我做過一番解釋﹕「小愚，你知道嗎？思想改造這個詞，在西方叫洗腦。就是把原來裝在你腦子裡的東西掏出來，灌入官方認可的思想意識。你爸爸或許還能洗一洗，因為他在德國學的哲學里就有馬克思主義，現在再裝些中國造的馬克思主義，毫不困難。所以，民盟開會，談論形勢，座談社論，聯系思想的時候，你爸爸就用上了那一套，總有話講。唉，唯有你羅伯伯可憐哪！２０幾歲，在美國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後來，在英國又投到拉斯基門下。那時用功、記性又好，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一整套，在腦子里裝得特別牢，要不然怎麼還是費邊社的呢？可現在想掏出拉斯基，裝進馬克思，就不行了。我一發言，自己覺得是在講馬列，人家聽來，仍舊說我是冒牌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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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的發起人之一、哲學家、政論家張君勵曾說：「學政治（學），要在英國。學哲學，要在德國。」羅隆基和父親剛好就是這樣的知識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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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問羅隆基﹕「怎麼很少見你看戲呀？」

他對我們說：「成右派以後，我進過劇場。先頭還沒有注意，然後就感覺情況不妙。發現我在看戲，可別人都在看我呀。前排的觀眾扭過頭瞅，後面傳來問話——哪個是羅隆基？我索性起立，轉身面向大家，揮手喝道﹕「你們看吧，看吧！我就是羅隆基！’這一下，倒很有效，劇場頓時安靜，人家不再看我，大家都去看戲。」

他的話，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我想：這樣的舉動，父親是不會做的。它屬於羅隆基。

一次，我去聽張權獨唱音樂會。在音樂廳裡，我看見了坐在後面的羅隆基。人很精神，穿著筆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邊的是趙君邁，一副中式打扮，像個跟班。張權每唱一首歌，羅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時」，他立即起身，雙手捧花，走向太平門，這一路非常惹眼，他卻毫不在意。當我再看見羅隆基返回座位的時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沒有了。

幾日後，羅隆基對我提及那場音樂會，說：『我去，是為了張權，不是為了音樂。她與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 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還把一條性命，丟在了東北。舞台上，觀眾只是覺得她神采依舊，無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後台去送花，用英語說：「祝賀你能在北京開音樂會。今晚的你，非常美麗。」她連說thank you。可是當我問：「生活可好？」的時候，她的眼圈立刻紅了。人呀，沒有經歷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創痛。』

顯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準備了的——為了往昔的友誼，為了共同的際遇。我想，像這樣的舉動，父親也做不來。它屬於羅隆基。


訪問稿：越是崎嶇越坦平——回憶我的父親章伯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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